这篇文章可分三段。第一段，交代边境的紧张形势和汉文帝的战略布局，派刘礼、徐厉、周亚夫三军防守长安。第二段，写汉文帝劳军的经过，重点写了汉文帝在细柳营的经历，表现了周亚夫从严治军，严格执行军法。第三段，写劳军后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对周亚夫的赞叹。全文赞扬了周亚夫忠于职守、治军严明和不卑不亢、刚正不阿的品格，同时也体现出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知人善任，并通过二人突出强调了军法的信仰价值。文章通过周亚夫军细柳的过程赞美其为“真将军”，这个“真”不是打出来的，而是根据治军有方、令行禁止作出的判断。
　　文章在描写上运用了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和对比描写等手法。文章重在刻画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但直接描写周亚夫的地方并不多，而是把大量笔墨用在霸上、棘门军与细柳军的对比上，用在描写细柳军的严明军纪上。这些侧面描写有力地烘托了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如：细柳军将士言必称“将军令曰”“将军约”，人物虽未出场，却已令人感受到其“真将军”的威严和风范。两处对周亚夫的正面描写虽着墨不多，却如画龙点睛，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正面描写周亚夫的言行，而是通过描写汉文帝慰劳军队将士这一场面，把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借助对比衬托的手法，鲜明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得曲折回环，起伏跌宕，极具精神，充分展示了周亚夫的才华与个性。第一句就大书特书“匈奴大入边”。不必具言入边的匈奴有多少军马，分几条路线，攻到了什么地方，用了这“大入边”三个字，顿觉烽火烛天，胡尘匝地，一派紧张气象。司马迁让周亚夫在这严峻的时刻出场，一起更有激荡雄奇之气，蓄于笔端。
　　大战迫在眉睫，京都安危系于旦暮，周亚夫如何部勒土卒，经营防务自是题内应有之文。司马迁于此只字不说，却突然转出“上自劳军”大段精细刻的文字，真是起落无端，奇变莫测，天子劳军，礼仪隆重，屯军的将帅，当然要亲自送迎。当车驾进入长安东面霸上刘礼将军营中和长安东北棘门徐厉将军营中时，两位将军都大开营门，任劳军队伍驰骤而入，而且恭恭敬敬地迎送。人臣之礼如此，本是常情常态，这些也只是三言两语带过。待劳军车驾来到周亚夫大军驻地细柳，还在营外防御工事的大门边，迎接天子车驾的竟是披甲执刀、张弓搭箭的军士。劳军的先行队伍马到门前，军士闭门不纳。这情况就透着奇。此时卫士传呼天子将至，满以为守军会立刻开门，谁知守门军将严正回答：“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连皇帝的命令也行不通了，又是一奇。等到文帝亲至，同样被拒于门外，更是奇中之奇。直到文帝派人手持符节以诏亚夫，他才传令打开防御工事的大门；但自己依然稳居中军，不来接驾，这更是一种奇异现象。天子车驾进了壁门，守门士吏居然传亚夫将令：“军中不得驱驰。”文帝只好“按辔徐行”。堂堂汉家天子，不得不听命于属下将军，接受军令的约束，小心翼翼地行动，这在中国封建时代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奇事。直到文帝进入中军营来，周亚夫オ出来接驾，却又不跪拜山呼，而是介胄戎装，持刀而揖，以军中之礼见当今天子。为人臣而平揖至尊，见了皇帝居然手持利刃，那行动，就不止令人感到奇，而且不能不为之一惊，将以为变生不测。更奇怪的是，这位汉文帝不但不责怪亚夫，反而为这位将军的威严整肃而动容，俯下身躯，抚着车前横木，表示敬意。这节劳军文字，其事则曲折起伏，变化迭起；其文则奇峰间出，波诡云谲。无怪乎劳军完毕车驾走出军门后，“群臣皆惊”；而识将才、赏奇士的汉文帝，却嗟然而叹，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
　　“奇”是司马迁《史记》的主要艺术特色。但司马迁决非猎奇自炫、取媚流俗的作家。他的《史记》向称“实录”，决非小说家言。《史记》之奇，乃在善于在曲折奇特的情节中显示人物性格。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性格统一，有血有肉，因此读之者感到文虽奇而事可信。这就是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辨骚》中说的“玩华而不坠其实，酌奇而不失其真”。这段文字的章法结构，虽剪裁一节而自成篇章。一起写三位将军的防地，两陪一正，两虚一实，对比映衬，使周亚夫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结尾文帝一段议论，仍以霸上、棘门作陪村，一起一结，先后辉映，显得章法严整而不失自然，对文帝，对亚夫，一笔两到，既突出亚夫，又显示出文帝的知人善任，犹其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