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二月蚕未结茧,早成抵债之物;五月谷未成熟,也已忍痛卖出。
这是挖掉心头好肉,来补眼前烂疮。
希望帝王之心,化作光明之烛。
不照豪华筵席,只照灾民空屋。
韦安石(648~712年),唐武则天、中宗、睿宗三朝宰相。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出身于官僚世家,其曾祖韦孝宽是北周名将,其祖父、父亲先后在隋末唐初为官。安石应明经举及第,初任乾封县尉。永昌元年(689),迁任雍州司兵参军。宰相苏良嗣赏识他有才干,向武则天推荐,擢升为膳部员外郎,再迁并州司马。在任有政绩,武则天曾亲笔致书慰劳说:“闻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于能官,仁明彰于镇抚。如此称职,深慰朕怀。”【注:《旧唐书·韦安石传》】被擢拜并州刺史,后历任德州、郑州刺史。
韦安石生性敦厚,为人持重,为官严明清正。久视年(700)迁为文昌丞,不久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当了宰相,又兼任太子左庶子。长安三年(703),担任东都洛阳留守,兼管天官、秋官两尚书事。不久知纳言事,仍为凤阁鸾台三品、兼太子左庶子。
武则天在暮年时仍想稳住自己的统治地位,牢牢掌握最高权力,于是组成了以张易之兄弟为中心的新的政治势力,将朝政大权多委托于张易之、张昌宗二人。二张凭藉武则天的宠爱,横行于朝,欺压大臣,迫害正直之士,引起朝中许多官员的强烈不平。韦安石不畏权贵,反对张氏兄弟。一次,武则天在宫中设宴,张易之引来蜀中商人在席前嬉戏,安石立即向武则天奏谏,认为不应将商人引入宫内,有失朝廷威严。武则天无话可对,安石立即命左右将商人赶出,在座大臣皆惊,武则天见他言词正直,也无可奈何。凤阁侍郎陆元方退席后对人说:“此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注:《旧唐书·韦安石传》】
长安四年(704)七月,张易之兄弟五人贪赃卖法的事情败露,被同时下狱。武则天借口张昌宗合药有功,将其赦免,并令复职。接着,韦安石又检举张易之等的罪状,武则天无奈敕付韦安石、唐休璟审问。但随即在八月又将韦、唐二人调为外官,安石去扬州任大都督府长史,草草了结了对张易之的审讯。但是,对立两派的政治斗争并未缓和,反二张派的朝官很快组成了政变集团,趁武则天卧病,于长安四年(705)正月二十二日,以武力冲人内宫,杀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及其党羽,逼武则天交出政权,拥中宗李显复位。
中宗复立,以韦安石原任过自己的侍读、左庶子之职,怀有旧情,尤其是他反对二张的政治态度,受到中宗一派的赞赏,立即将他从扬州调回朝任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参议政事。不久,又升任中书令,封郧国公,食300户。后又相继担任相王李旦府长史,户部尚书、侍中、监修国史等。
景云元年(710)六月,中宗李显被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合谋毒杀,韦皇后篡政。当月,李隆基发动政变,杀了韦皇后及其党羽,拥立睿宗李旦为皇帝,韦安石改拜太子少保,改封郇国公。景云二年(711)二月复为侍中,四月任中书令,加开府仪同三司。【注:《旧唐书》称景云元年历侍中,中书令,二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此从《新唐书》】
当时,太平公主与皇太子李隆基之间矛盾尖锐,打算策动睿宗废太子,就拉拢元老重臣韦安石“参与其事”,派自己女婿唐睃请韦安石到府密谈。韦安石与李隆基关系密切,拒绝了太平公主要求。睿宗得知,又密召韦安石,叮咛他要留意东宫。韦安石说:“陛下何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计。太子有大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称,愿陛下无信谗言,以致惑也。”【注:《旧唐书·韦安石传》】太平公主得知韦安石之言,欲加暗害,幸得宰相郭元振的保护,免了性命之难。当年五月,太平公主从蒲州回到长安,对睿宗施加压力,把韦安石撤职,改拜左仆射,兼太子宾客,依旧同三品,假崇宠而实夺其权。是年冬,罢知政事,拜特进,充东都留守。因其妻打杀了一奴婢,被御史中丞杨茂谦弹劾,安石降调蒲州刺史。不久罢为青州刺史。
在蒲州刺史任上时,太常卿姜皎有私事相求,遭安石拒绝,怀恨在心。玄宗开元二年(714)姜皎弟姜晦任御史中丞,指使御史郭震奏劾韦安石,言称安石在中宗死后,身为宰相,没有抵制韦皇后、宗楚客、韦温一派排挤相王李旦辅政之事,顺从了韦皇后一派的政策,“苟安荣宠”。【注:《旧唐书·韦安石传》】玄宗皇帝下诏,将韦安石贬为沔州别驾。继而,姜晦又奏韦安石在监修安陵时,有贪隐财物之事。玄宗命州官追赃。安石因气愤过甚而死,时年64岁。开元十七年(729)赠蒲州刺史。天宝初年,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郇国公。
《资治通鉴》:上(后唐明宗)又问(冯)道:“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道曰:“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唯农家为然。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人之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悦,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
《诗史》:(夷中)有诗曰:“二月卖新丝……”孙光宪谓有《三百篇》之旨,此亦为诗史。
《唐诗镜》:唐人入古,便少雅趣,所以为难。惟韩昌黎“青青水中蒲”最绝。
《五朝诗善鸣集》:烂熟不可删去。
《唐诗别裁集》:沈德潜:言简意足,可匹柳文(指柳宗元《捕蛇者说》)。
《柳亭诗话》:聂夷中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或谓:“二月蚕尚未生,新丝乌有?”何燕泉曰:“盖谓贫民预指丝谷作借贷之资耳。至丝谷出时,俱是他人之物,故谓‘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也。”……陆宣公奏议曰:“蚕事方毕,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夷中盖用其意。
《网师园唐诗笺》:《国风》乎?《小雅》乎?悱恻乃尔(末四句下)。
⑴粜(tiào):出卖谷物。
⑵眼前疮(chuāng):指眼前的困难,眼前的痛苦。
⑶剜(wān)却:挖掉,用刀挖除。 心头肉:身体的关键部位,这里喻指赖以生存的劳动果实。
⑷绮(qǐ)罗:贵重的丝织品。这里指穿绫罗绸缎的人。筵(yán):宴席。
⑸逃亡屋:贫苦农民无法生活,逃亡在外留下的空屋。
《咏田家》是聂夷中的代表作,也是晚唐诗歌创作中的艺术佳品。诗中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和鲜明对比的表现手法,愤怒地控诉了形形色色的高利贷给唐末农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表达了诗人对广大农民的深厚同情。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唐末广大农村破产,农民遭受的剥削更加惨重,至于颠沛流离,无以生存。在这样的严酷背景上,产生了可与李绅《悯农二首》前后辉映的聂夷中《咏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