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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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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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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áng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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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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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泰山梁甫行：一作《梁甫行》，乐府《相和歌·楚调曲》名，古曲《泰山梁甫吟》分为《泰山吟》和《梁甫吟》二曲，皆为挽歌。古辞已佚。诗内容与古辞无关。
　　八方”二句：以各地气候不同起兴，引出下文边海人民生活特别贫困的感慨。八方：东、南、西、北四方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合称八方，这里泛指各地。气：气候。千里：喻各地相距遥远。殊风雨：风雨甚不相同。
　　剧哉：艰难啊。
　　寄身：居住，生活。草野：野外、原野。
　　妻子：妻子和儿女。象禽兽：形容极其贫困落后的非人生活。
　　行止：行动和休息，泛指生活。林阻，山林险阻的地方。
　　柴门：以柴木为门，喻居处穷困。这句感叹边海民居处荒凉，很少有人来往。
　　翔：这里是形容孤兔之类在边海民住处窜来窜去，极其自在，竟像鸟儿在空中任意飞翔一样。

　　四面八方气候不同，风霜雪雨千里有异。
　　边海的人民生活艰辛，平时就住在野外的草棚里。
　　老婆孩子像野兽一样没有衣服穿，每天就在这艰险的山林里生活。
　　家家户户没有烟火，狐狸野兔在屋内乱窜。

 《泰山梁甫行》是借乐府旧题描写海边逃民的困苦生活而作。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考证，有多种说法。有人根据曹植《求自试表》中“臣昔从先武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的叙述，认为这首诗当作于曹植随曹操北征乌桓时，写途中所见。可为不实，因当时曹植虽在戎马之中，未经流离之苦，还不可能对灾难中的人民有如此诗中那样深厚强烈的同情。有人根据曹植《迁都赋·序》中“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的叙述认为作于魏明帝时，是自况。因曹丕父子的迫害，曹植不断地搬家，每况愈下，虽近似“流离”，但并未“失所”，还没有到藏身草野的地步。这首诗写于魏明帝时是无疑的，但不是自况。在曹叡的时代徭役繁兴，赋敛苛细，百姓为了逃避征调，常常不敢家居而窜入山林；诗中写的正是这种悲惨情景。

　　《泰山梁甫行》以白描的手法，反映了边海农村的残破荒凉景象，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是“剧哉边海民”的衬托。各地的情况虽然不同，但最艰难困顿的要数“边海民”了。“寄身”三句，实写“边海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没身于“草野”，过着非人的生活。生吞活剥，巢息穴居，所以说“象禽兽”；他们不敢出来，怕被人发现、抓走，每天就钻在山林里边所以说“行止依林阻”。一个“依”字把逃民们的实际活动和恐惧心理都表现出来了。他们要靠在林中采集食物而存活，要靠险阻的坳壑以藏躲，他们怕暴露行迹，白天足不出林莽，黑夜也不敢明火高声“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是全诗的精华所在。逃民们每日出没在山林之中与狐兔争食争住，而自己原来的家园却因为无人居住，反而变成狐兔们的自由跳踉纵情嬉戏的王国，非常可悲的现实。这两句扩大了全诗的内涵，它不仅使人想见逃民们的伤心落泪，而且使人看到生产凋敞，村落萧索的更广阔的社会图画；也扩大了全诗的境界，前三句是诗人眼中的情景，这两句是诗中人心里的想像。有此一笔，使短短的八句诗多了一层波折，添了一组形象，是以少驭多的佳构。可惜这一点历来被人忽略，以为这两句也是状“边海民”惨苦生活的，与前三句配合，写住处的荒凉；试想，已与禽兽混迹的“边海民”对“狐兔翔我宇”又何居叹哉。结果使诗的内容和形象顿然减色，因而对这首诗并不是写“边海民”，而是写逃到“边海”之“民”的，也就未能理解。
　　曹植曾在《谏伐辽东表》中劝曹叡“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至此又以他的诗歌直接为民生疾苦而呼吁。建安诗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题材极少，因而这首诗就更为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