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四大诗人　　范成大与杨万里年龄相仿，都是在北宋灭亡前后出生的，又同在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同列名于“中兴四大诗人”。不过范成大在仕途上更为得志，做到参知政事，晚年退职闲居。有《石湖居士诗集》。 范成大一度也深受江西派的影响，现存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语言涩滞、堆垛典故的现象，和一些似禅非禅、似儒非儒的议论。不过，范成大在学江西诗风的同时，比较广泛地汲取了中晚唐诗歌的风格与技巧，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突破了江西诗风的笼罩。尤其许多近体诗，委婉清丽中带有峻拔之气，有他自己的特点。 点评(眼儿媚.酣酣日脚紫烟浮): 词亦文之一体，昔人名作，亦有理脉可寻，所谓蛇灰、蚓线之妙。如范石湖眼儿媚萍乡道中云云，“春慵”紧接“困”字、“醉”字来，细极。 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和尤袤号称“中兴四大诗人”。当时杨、陆的声名尤著。尤袤流传下的作品很少，成就也不高；杨、范虽比不上陆游，但都能摆脱江西诗派的牢笼，思想、艺术各有特色，不愧为南宋杰出的诗人。

杨万里对范成大的评价　　杨万里评他的诗“清新妩媚”、“奔逸隽伟”(《石湖诗序》)，主要是指“点缀湖山”一类作品而言。其实范诗还有“婉峭”、“浅切”的一面。杨万里还说：“今海内诗人，不过三四，而公皆过之，无不及者”，这评价也欠公允。范是不能和陆游相比的。他深受佛、道影响，诗中消极颓废的东西还是不少的。

“旅行家”范成大　　作为旅行家，范成大比不上徐霞客，但作为士大夫和诗人，范成大的精神世界却远比徐霞客这样的“专业”旅行家丰富　　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45岁的范成大受命出使金国。他作为“祈请使”，目的有二：一是求赵宋皇室陵墓所在的河南巩、洛之地，二是重议两国交换国书的礼仪。　　此时距金灭北宋已40余年，南宋与金国划淮河为界，以“侄儿”的身份卑事金国。南宋想以“祈请”的方式收拾失去的河山与尊严，不啻于痴人说梦。就连宋孝帝本人也知道，此行不但没啥胜算，还凶多吉少，临行前他对范成大说：“朕不败盟发兵，何至害卿！啮雪餐氊，理或有之。”这就是让他做好当苏武的心理准备了。

心情最为复杂的旅行　　乾道六年使金，是他一生中心情最为复杂的一次旅行　　范成大此行著有旅行日记一卷，名为《揽辔录》，取东汉名士陈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意思。据此书记载，他于六月“出国门”，“八月戊午”渡淮出国界，十月“戊午”复渡淮归来，在金国境内逗留了两个月。中国现存最早的私人日记是唐李翱的《来南录》，到北宋时，士大夫作日记者已经很多，其中以王安石的《日录》篇幅最为浩繁，有八十卷之多，然而多记政事，实为一种私家史乘。而早期的私人日记多为篇幅短小的纪行之作。　　范成大乃南宋诗坛巨匠，与陆游、杨万里等并称“中兴四大家”，以“清新妩丽”而又“奔逸俊伟”的诗风驰名于世。范成大是一个眼界开阔、感觉敏锐的观察者，对自然界的山水泉石充满热爱，对升斗细民的悲欢富于理解之同情；他有很强的好奇心，对于殊方异域、奇风异俗都报以强烈的兴趣；他官至宰辅，风节凛然，一生宦迹又极其广阔（“予生东吴、而北抚幽燕、南宅交广、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万里，所至无不登览”），故胸中千丘万壑，下笔气象万千。另一面，范成大又是一个内心丰富、情感真挚的人，无论是感时、忧国、悯农、刺政还是伤逝、惜别、叹老、思乡，他的诗里总有一些特别细腻而个性化的体察，用一句老话来说———他的诗里有“人”。　　乾道六年使金，是范成大一生中心情最为复杂的一次旅行，压抑、悲怆，而又满怀忠义豪情，因此《揽辔录》中的许多文字也特别感人。如写北宋旧都东京汴梁的残破：新宋门内“弥望悉荒墟”，“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凡东京一门一楼，皆罗列其旧名与“虏改”之新名，貌似简单的记录，而板荡之痛与黍离之思尽在其中。　　更让人心碎的当然还是中原的遗民，沦陷已久，“民亦久习胡俗”，“男子髡顶”，“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然而父老“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老妪跪拜者尤多”……除《揽辔录》外，此次使金他还留下72首绝句，汇为《北征小集》，其中佳作甚多。　　范成大此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本来就是不可能达到的），但表现得风骨凛然，甚至连金主也认为“可以激励两国臣子”———弱国外交的极致也只能是争取一点精神上的尊严了。

他的抱负　　他是打开了心胸和慧眼的诗人，他的饱览山川联系着“许国”的抱负　　归国后，范成大得到朝廷的肯定，但很快又因刚直而被黜，于乾道七年受命出帅静江府（广西桂林），这就是“南宅交广”之行。这次旅行实际开始的时间已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腊月七日，他从老家吴郡（苏州）出发，南经湖州、余杭，至富阳而入风景如画的富春江。在余杭时与远送而来的亲友道别，场面极其伤感。之前更不得不将重病的乳母留在余杭，“分路时，心目刲断。世谓生离不如死别，信然。”　　与众人别后二日就是除夕之夜，“发富阳。雪满千山，江色沈碧。夜，小霁。风急，寒甚。披使虏时所作棉袍，戴氊帽，作船头纵观，不胜清绝。”　　此情此境此文，让人一见之下，永铭于心。试想身披两年之前去国北征的寒衣，胸怀着二日之前与亲友诀别的凄怆，于此除夜之际，置身于寒江的扁舟上，心绪如无限宇宙中的一点孤明，所谓“不胜清绝”者，实是无以言之而强为之言了。　　溯富春江，经桐庐、兰溪入衢江，然后经常山县出浙江、入江西的信江，经信州（上饶）、贵溪、余干而到南昌，登滕王阁；入赣江，乾道九年元月十二日至临江军（樟树），十四日游芗林和盘园———这两处都是当时著名的园林，给范成大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几棵大梅、古梅，晚年隐居石湖后，他就全力经营石湖的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并专门著有《梅谱》一卷。　　过临江军后即入赣江支流袁水，过袁州（宜春）、萍乡进入湖南境内。泛湘江南下，至衡山，谒南岳庙，因病未登山，然后陆行经永州、全州，三月十日，入桂林。凡水陆路程三千里，历时三月，著游记一卷，取韩愈咏桂林的“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诗意，取名为《骖鸾录》。　　毋庸置疑，范成大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旅人。　　古代士大夫因仕宦而四处游历并非罕见，但大多数人只会写一些例行的文字，无论是登临怀古还是厌宦游、思故土，往往流于程式。这类诗人的作品，让你看不出他生活的时代是唐代还是清代，也看不出他吟咏的是岭南还是中原，尤其重要的是，你看不到背后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而范成大则是一个打开了心胸和慧眼的诗人，他笔下的风物很少是通用的，而是富于一时一地的特殊性，但又不是现实的实证主义镜像，而总是用他的情怀和风格提升着外在的世相。　　作为旅行家，范成大当然比不上徐霞客，但作为士大夫和诗人，他的精神世界却要远比徐霞客这样的“专业”旅行家更丰富。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许国无功浪著鞭，天教饱识汉山川”———他的饱览山川是与“许国”的抱负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为了“许国”，他才经受了“三方皆走万里”的艰苦旅程。

他的向往　　一生的漂泊已经沉淀在他内心，成为记忆中永恒的财富　　士大夫是必须“兼济天下”的，然而作为诗人，范成大又始终非常向往乡居归隐的田园生活。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范成大52岁，离四川制置使任，五月底从成都万里桥出发，十月已巳进入吴郡（苏州）的盘门。和前两次怀着重重心事的旅行不一样，虽然与四川的同僚朋友分别不免伤感，这一次的回乡之旅压倒性的情绪是“归去来兮”的喜悦和轻松。这次的行程比较简单：沿岷江入长江，然后一路过三峡，经湖北、江西入江苏，从镇江转常州、苏州。此行有游记二卷，取杜甫“门泊东吴万里船”意命名为《吴船录》。与前二录相比，此书篇幅最长，也最为后人推重。　　《吴船录》内容极丰富，除了记名山大川之美，如写峨眉山佛光之奇如在目前，状三峡湍流之险惊心动魄，也有许多人文历史方面的记载非常有价值，如记江州东、西林寺的唐代碑刻，抄录峨眉牛心寺释继业所著西域行程等，颇有史料价值。此书文章之美，不愧为中国山水文字中的典范。　　从乾道八年十二月出盘门到淳熙四年入盘门，范成大完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循环，从此结束了作为旅人的生涯。从四川归来过武昌时，他曾于中秋夜回忆自己十三年间，十一处见中秋，“其间相去或万里”，当时便想：若得自此“归田园，带月荷锄，得遂此生矣”。淳熙九年，范成大终于遂愿退休，从此在石湖度过了长达十年闲适而优裕的晚年生活，写下了最后的名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并为家乡撰写了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方志：《吴郡志》。　　在最后的岁月里，他仍然对旅行充满向往，但毫无疑问的是，每当中秋赏月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从前度过中秋的那些地方：一生的漂泊已经沉淀在他内心，成为记忆中永恒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