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七子社的前身是“刑部诗社”。嘉靖二十三年（1544），临海（今属浙江）人王宗沐、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袁福徵中了进士，授刑部主事。这时，正好孝丰（今属浙江）人吴维岳到北京任刑部主事，于是几个人就共结诗社，品评诗文，唱和酬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吴佥都维岳”）。这一诗社是京城中下层官员自发的文学活动，以南方人为主。当时谢榛虽然曾经来往于山东与北京，但是却没有加入这一诗社。在刑部诗社中，吴维岳“尤为同社推重”，王世贞《吴峻伯先生集序》说他“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其持论宗毗陵”（《弇州续稿》卷五一）。按，“毗陵”指唐顺之，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是当时著名的唐宋派的主要倡导人之一。据此可知，刑部诗社的论诗旨趣基本上追随便唐宋派，跟前后七子的主张是大不相同的。

　　到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先芳（1511-1594）进士及第，在北京等候分配职务。李先芳原籍是监利（今属湖北）人，寄籍濮州（今山东鄄城一带），也算是山东人了。这时他附鼓吹风雅，跟殷士儋（1522-1582）、李攀龙（1514-1570）、靳学颜（1514-1571）、谢榛等人，结社吟诗（《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同知先芳”）。这一京城诗社中人，多为山东人，可以称为“鲁籍诗社”。鲁籍诗社仅仅是一帮同乡好友的聚会唱和，当时没有完全一致的论诗志向和创作主张。例如，李攀龙声称“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殷士儋《墓志铭》，李攀龙《沧溟集》附录）。而李先芳“论古诗，断自魏、晋以上为上乘，近体十二子、李、杜以上为大家”，这跟李攀龙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但他又选录宋、元诗，刊刻赠人，这就跟李攀龙大不一样了（陈田《明诗纪事》己签卷四）。至于殷士儋、靳学颜等人，或者倾心吏治，或者爱好经学，诗歌创作仅仅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而已。谢榛则云游天下，行踪不定，只是偶尔参加诗社活动，还没有在诗社中发挥什么大的作用。

　　李先芳很欣赏他年轻的老乡、同年进士王世贞（1526-1594），这时便介绍王世贞与李攀龙相识。第二年（1548），王世贞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吴维岳等人邀请他加入了刑部诗社（李攀龙《沧溟集》卷一六《送王元美序》）。这年三月，李先芳授官为新喻（今江西新余）知县，离开北京，鲁籍诗社解体。临行前，李先芳介绍李攀龙加入刑部诗社。不久，吴维岳出京任山东提学副使，王宗沐也出任外职，刑部诗社中的几位元老都纷纷离开了诗社。于是，在刑部诗社中，李攀龙得以跟王世贞一起倡导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五一《吴峻伯先生集序》）。当然，这时他们的诗学主张还是相当笼统、相当抽象的，缺乏明晰的理论思路和深刻的理论阐发。

　　嘉靖二十八年（1549），刑部诗社只剩下李攀龙、王世贞寥寥数人，不成气候。这年秋天，谢榛客游京师。他已是享誉天下的著名诗人，李攀龙为了借重他的名声，当即延请他参加刑部诗社的聚会。《诗家直说》卷三记载道：

　　己酉岁（嘉靖二十八年）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鳞（李攀龙）、王元美（王世贞）及余赏月。因谈诗法，予不避谫陋，具陈颠末。于鳞密以指掐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觉飞动，亶亶不辍，月西乃归。于鳞徒步相携曰：“子何太泄天机？”予曰：“更有切要处不言。”曰：“何也？”曰：“其如想头别尔。”于鳞默然。

　　这时，诗社中人对谢榛景仰备至。谢榛的人品、才气、交游，尤其是谢榛的诗学见地，都为社中人所称赞和景仰。李攀龙有《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诗，中有“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的诗句，形容谢榛意气之高，应求之广，生动如见。王世贞有《谢生歌七夕送脱屐老人谢榛》诗，是送谢榛离京南下的诗作，写道：“谢生长河朔，奇笔破万卷。日月纵游遨，乾坤任偃蹇。开元以来八百载，少陵诸公竟安在！精爽虽然付元气，骨格已见沉沧海。”对谢榛的倾倒之情，也溢于言表。

　　嘉靖二十九年（1550），李攀龙为了张大诗社的旗帜，延纳新进士、刑部的徐中行（1517-1578）、梁有誉（1519-1554）和吏部的宗臣（1525-1560）入社，声势渐渐盛大。这实际上改变了刑部诗社的面貌，成为一个新的诗社了。于是有所谓“五子”之说。“五子”实际上是“六子”，钱谦益说：“于时称五子者：东郡谢榛、济南李攀龙、吴郡王世贞、长兴徐中行、广陵宗臣、南海梁有誉，名五子，实六子也。”（《列朝诗集》丁集上“宗副使臣”）“六子”说肇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谢榛《诗家直说》卷四记载：嘉靖壬子（三十一年）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考功宗子相诸君延入诗社。一日，署中命李画士绘《六子图》，列坐于竹林之间，颜貌风神，皆得虎头之妙。查考《宗子相集》卷四及《兰汀存稿》卷一的《五子诗》，都是嘉靖三十一年春的原作，没有经过改动，它们均以谢榛居首，以下依次是李、徐、梁（或宗）、王。大概参加诗社的是五个人，就称“五子”，是六个人，就称“六子”。《五子诗》的排列次序，显然是按年龄排列。大约诸子结社之初，大家还都比较谦虚，还能“相序以齿”，谢榛正好以年长居首。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吴国伦（1525-1593）加入了诗社，于是才有“七子”之名，称“七子社”。

　　由于谢榛在诗坛上早已享有盛誉，还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诗学理论，所以他的诗学理论和批评，对诗社中人产生了一种引导作用，甚至是指导作用。李攀龙在《寄茂秦》诗中称：“论诗到尔长。”（《沧溟集》卷六）这一点被后代的文学史家所肯定，如钱谦益说：（七子）“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谢山人榛”）朱彝尊也说：“七子结社之初，李、王得名未盛，称诗选格，多取定于四溟。”（《静志居诗话》卷一三）这种情形，在谢榛的《诗家直说》卷三中有详细的记载：

　　予客京时，李于鳞（李攀龙）、王元美（王世贞）、徐子与（徐中行）、梁公实（梁有誉）、宗子相（宗臣）诸君召余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或云沈（佺期）、宋（之问），或云李、杜，或云王（维）、孟（浩然）。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驳而为纯，去浊而归清，使李、杜诸公复起，孰以予为可教也。”诸公笑而然之。是夕，梦李、杜二公登堂谓余曰：“子老狂而遽言如此。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子其勉之。”

　　这段话较为集中、全面、具体地体现了谢榛的学唐复古的诗学主张和诗学步骤，而且切实可行，便于效法。谢榛的诗学理论，对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这种“传染”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也是历久弥新的。这一点，从其他六子后来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中，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不久，谢榛又离开了京城，在各地漂游。他本来就是浪迹天涯的山人，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太久。这时，李攀龙在六子当中最年长，俨然成为一言九鼎的诗社宗主。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记述道：“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誉、不佞世贞，及吴舍人国伦、宗考功臣，相与切劘千古之事，于鳞咸弟畜之。为社会，时有所赋咏，人人意自得，最后于鳞出片语，则人人自失也。”（《弇州四部稿》卷八三）

　　还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不知什么缘故，李攀龙跟谢榛已经发生了龃龉。次年（1554），李攀龙竟然致书与谢榛绝交（《沧溟集》卷二五《戏为绝谢茂秦书》）。而王世贞等人都站在李攀龙一边，交口诋毁谢榛，最后甚至把他在“七子社”中除名。比如王世贞在他的著名谈艺之作《艺苑卮言》中，说谢氏的诗“丑俗稚钝，一字不通”，却偏要“高自称许”，骂他“何不以溺自照”，就是俗语中骂人的话：何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嘴脸。谢榛有《杂感寄都门旧知》诗，说：“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就是为此而发的感慨。在谢榛看来，双方交恶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曾经对诸子的诗作都做过直率的批评，而诸子不肯接受，也不能接受。实际上，这主要还是因为李攀龙、王世贞头角渐露，声望日高，他们几个人又都是进士出身，怎能容忍身为布衣的谢榛成为诗社领袖呢？徐谓曾作《廿八日雪》为谢榛鸣不平：昨见帙中大可诧，古人绝交宁不罢。谢榛既与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即令此辈忤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回思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后来诸子与谢榛仍有来往，并时时提到他，双方并没有彻底绝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