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始易，善终难。做一件事情，开头做好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不懈，善始善终，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创业难，守业更难。创业初期，往往能够励精图治；承平日久，便难免骄奢放纵，导致败亡。因此，当权治国的人，应该时刻居安思危。

居上位的人有什么爱好，必定会在社会上形成风气，影响下面的臣子、百姓。因此，做国君的人，对自己的爱好务必要谨慎。太宗所好的，是尧舜之道、孔孟之教，因此在唐初官吏中形成了励精图治的风气。

君王处理政事，贵在客观公正。处事不公正，奸邪之人就会有机可乘，正直之人难免蒙受冤屈；处事公正，人心归顺统一，久而久之，社会风气就会焕然一新。太宗秉公无私，主持公正，不优先照顾自己的旧部下与亲眷，减少公主的嫁妆，表现出不徇私情的平允作风。

唐代国势强盛，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入京纳贡，对此，唐太宗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态度，他从不贪求贡赋，也不允许地方官去自己辖区以外的地方寻求贡赋，并下令将外国进贡的美女遣返故土，鹦鹉放归森林。

太宗选择贤臣作为太子李承乾的师傅。李百药、孔颖达等大臣，忠于职守，屡屡直言规劝太子，可惜不被太子所采纳。在文治、纳谏、用人等方面，太子都不符合太宗的期望，因此渐被疏远，最终酿成政变阴谋，被废黜致死。

古人相信天人感应学说，认为政治清明，上天就会示以吉兆；若是自然灾害不断，就说明政治统治出现了问题，如不警醒，就会有改朝换代的危险。而贞观君臣看重的是国家治乱、百姓生计，对灾异祥瑞始终保持着理智清醒的态度，颇为难得。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国君掌握着臣子的生杀予夺大权，尤其需要具有仁慈的胸怀。国君宽厚仁爱，才能体恤百姓疾苦，施行仁政。太宗遣送后宫三千宫女，赎买大旱时被出卖的男女，不避辰日哀悼襄州都督张公谨，表现出宽厚仁慈的恻隐之心。

礼乐是纲常伦理的关键，是处理人际关系、改变道德风尚、调整君臣秩序的原则。儒学的理论，要通过礼乐来保证实施。太宗诏令改革礼制，自身躬行不辍，为天下之表率。

忠、孝历来被古人视为道德标准的最高境界。唐太宗大肆嘉奖房玄龄、虞世南、韩王元嘉、霍王元轨等人的忠孝仁义，以此倡导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

国家法令，务必简洁明确，不能相互抵触，朝令夕废。赦免令的随意颁布，会使犯罪之人心存侥幸，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太宗力图维持法制的稳定，很少使用赦免令。

自古以来，国君王侯能保全自己的，为数不多。他们自幼富贵，不知民间疾苦，贪图享受，以致违法乱纪，自取灭亡。太宗对于子弟严加教诫，力图使他们谨慎修身，自守分际。

分封制与郡县制，对于巩固中央政权各有利弊，历代争论不休。自秦朝之后，历代都以郡县制为主。贞观元年，太宗推行世袭刺史制，此后群臣多次争论，反对者日渐增多，太宗终于在贞观十三年废止了分封政策。

刑罚的本意，在于惩治罪恶，鼓励善行。因此，刑罚不在轻重，重要的是能够起到教化大众的目的。太宗慎用刑法，无偏无私，对死刑判决尤其谨慎。贞观年间，用刑宽大公平，监狱几乎闲置不用。

太宗十八岁领兵反隋，在马背上夺得天下，弓马娴熟，野外打猎是他的一大爱好。大臣们却认为，山林中危机四伏，贵为天子，不应轻易冒险。太宗能够听从大臣的劝谏，适当加以节制，难能可贵。由此可见，位高权重的人，更应重视自身的安危。

谦让是儒家修身伦理的重要方面。为人谦逊礼让，才能提升自身的品德，得到他人的尊重。君主位高权重，难免存有骄矜自傲之情，太宗不以九五之尊自居，克己谦让，实属难能可贵。

唐太宗“以史为鉴”，对“国史”采取公正严谨的态度，从不沉湎于“粉饰太平”的颂扬之词，而是希望从客观、真实的史料中汲取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对于自己以往的所言所行，能够做到开诚布公、坦然相对，要求史官秉笔直书，对于“玄武门之变”毫不隐晦，体现了自身非凡的胸襟气度与领导才能。

唐初武力强盛，政策开明，四方外族皆来归顺，唐太宗召集群臣商讨如何安置，群臣纷呈“安边之策”，并针对内迁还是外徙、设置郡县还是自立为王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互有得失。

本篇与下篇《孝友》是作为对臣下百姓提出的两条最重要的传统道德要求。在本篇中，唐太宗立意要表彰宣传一切对君王愚忠的言行。如冯立之对于隐太子、姚思廉之对于隋代王，都被认为是值得嘉许的。就连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久攻辽东安市城不下，也要装腔作势地“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以劝励事君者”。同时还一再下令表彰历代那些“固守忠义，克终臣节”的官吏及其子孙，以此鼓励当代和后世一切臣民誓死效忠君王。当然，封建君...

太子与诸王地位高贵，尽享荣华，教育不当便会骄奢淫逸，自取灭亡。太宗十分重视对太子与诸王的教育，任用正直忠信的大臣，担任太子与诸王的师傅，并要求他们像尊敬自己一样尊敬师傅，太宗希望子弟们能谨慎自持，永葆富贵。

《择官》篇在于进一步阐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思想和具体办法。一是主管大臣要把择官用人作为大事来处理。“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便体现了唐太宗这一指导思想，并敕尚书省，细碎事务皆付左右丞。一是要妥善办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的选拔和管理。“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