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名为“求谏”，是鼓励臣下踊跃向君主谏言献策，这可以算是唐太宗用人思想的精华部分。忠言逆耳，位高权重的人听不进劝谏，就会闭塞视听，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加以改正。贞观年间，唐太宗唯恐臣子畏惧自己的威严，不敢直言不讳，于是频频诱导，鼓励大胆进谏，使得诤谏蔚然成风，国家弊政得以及时纠正。

《政体》篇可看做是《君道》篇的补充，两者构成对“贞观之治”政绩的概要说明。这一篇所列内容，除补充说明诸如坚守直道、灭私徇公、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惟欲清净、改革旧弊、从谏如流等君臣应当遵守的准则以外，着重说明唐太宗能够实现“贞观之治”，很重要的一点是信用了魏徵及其提出的当行帝道王道的意见，即“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样一种...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中心，历代王朝都把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农业发达，国家才能富庶，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丰衣足食。太宗省徭薄赋，期望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

帝王巡幸天下，仪仗豪华，全靠所过之处人民供应，百姓们往往因此倾家荡产，劳民伤财。太宗深知隋炀帝命丧江都的下场，以此自我警戒，尽量减少巡游之举。大臣们也纷纷劝诫太宗节制奢侈行为，避免惊扰百姓，君臣一心，与民休息。

太宗把奢侈纵欲视为王朝败亡的重要原因，因此厉行俭约，不务奢华。贞观二十年间，太宗由于贯彻了“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的主张，因此国家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儒家思想是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历来备受推崇。太宗在马背上夺取天下，武功盖世，功成之后，着意文治，崇尚儒学，确定仲尼、颜回为先圣先师，并设置弘文馆，命令颜师古考订《五经》，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

对外战争，劳民伤财，一旦征战不利，则会大伤元气。贞观初年，太宗爱惜民力，对突厥推行和亲政策，维护边境安宁；后期执意征讨高丽，得不偿失。因此，战争的发动，尤须谨慎。

苛政猛于虎，仁政是士大夫传统的政治理想。太宗认为，用仁义治国，国家就会气运长久。他甚至认为，广修仁义，则灾害不生。本篇紧紧围绕李唐王朝长治久安这个中心展开，论述了唐太宗对广修仁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甚至认为“行仁义则灾害不生”。

《君道》篇列全书首卷之首，基本内容讲为君之道，也可看做全书的总纲，认为有道明君治理国家就能安定兴盛，无道昏君统治天下则必动乱危亡。“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有道明君”的典型是唐太宗，“无道昏君”的代表是隋炀帝。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为君之道的教训：一是把握创业与守成的关系。创业历险，固然艰难，但创业后要居安思危，安而能惧，这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守业岂不更难？二是正确处理君民关系。...

太子身为皇室继承人，将来必定君临天下，统治万民。因此，君王应早日确定太子与诸王的名分，确立太子崇高的地位，断绝他人的非分之想，避免发生兄弟间争权夺势的惨剧，这也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良策。

《君臣鉴戒》篇重点是以历史为镜子，引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说明“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的道理。为此要以早自桀纣，近至隋炀帝的覆败为鉴戒，唐太宗要臣僚懂得“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的利害关系，指出炀帝无道，但“臣下亦不尽心”，“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又从多方面引用历史故事，提请臣下注意竭尽为臣之道。魏徵等大臣也以历史为鉴戒，要唐太宗做一位善始善终的有道...

第二卷包括《任贤》、《求谏》、《纳谏》三篇，都是围绕“任人唯贤”这个主题进行的讨论。唐太宗一再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所谓“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任贤致治。 　　《任贤》篇包含八章，分别介绍了唐太宗最为信任的八贤：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马周。他们有的是秦王府中的府属旧人，有的是来自敌对营垒的谋臣；有的出将入相，有的出身低微；有文有武，职...

本篇文章明确正确地分析了北方游牧民的特性，并比较了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优劣，从而提出了守边之道：派良将戍边，训练精兵实行屯田策略，以逸待劳，待机破敌。诸葛亮没有亲自对付过北狄，但后来历朝多实行诸葛亮提出的策略，证明这个策略是正确的。

本篇文章论述了用兵原则，提出出兵要“审因”和“威胜”。所谓“审因”，就是要顺应时势，师出有名，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要打正义的战争。师出有名，打正义战争，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威胜”则要求为将之人，善于凭借这种群众拥护而形成的群众力量的优势取胜。一员将领能达到“审因”和“威胜”的要求，就可以成为万夫莫当的大将，征服四海的豪杰了。

本篇文章明确指出西域少数民族“勇悍好利”，并从其生活环境等条件，分析形成这种性格特点的原因。文章又进一步指出，西域“地广形险”的地理特点，因而提出对策：“候之以外衅，伺之以内乱”才能降服。

本篇文章论述了从正反两方面详尽论述了带兵的原则。他把这些原则归结为四项：禁、礼、劝、信”，并且把这些原则称之为治军的“大经”。“大经”者，也就是最重要的规范准则了。接着，他又从反正论述，说明违背这四项原则的严重危害，把不按四项原则治军的将领称作“庸将”，指出他们必败的下场。这样正反结合的论述，说得十分透彻、突出，引人警觉。

本篇文章明确指出，南蛮有许多民族，不易教化，爱结朋党，但稍有不满又互相攻打。而且这些民族居住分散，聚分不定，为人贪心，却很勇敢。南蛮居住区春夏常流行传染病。针对这些情况，诸葛亮指出，对南蛮应该速战速决，而不能打持久战。

本篇文章论述了从严治军问题，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题目。但诸葛亮在这个普通的题目中有他的独到之处，一开 　　头就引用杰出的军事家吴起的话，提出“威耳、威目、威心”的见解，接着，从这三个方面深入论述了由表及里从严治军的思想，这就不是人人都懂得的了。尤其对“威耳”的论述，更表现了作者的高明；一支军队不但要求内在方面讲求军容严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而且要讲求外在的“鼓鼙金锋”，军威雄壮，既振奋军心，又威...

本篇文章明确指明了东面少数民族的特征。突出了“悍急能斗”和“凭险自固”两个特征，从而提出了对策：当他们“上下和睦，百姓安乐”时，“未可图也”；待他们“上乱下离”时，可对他们分化瓦解，用德政招抚，以强兵进攻，才能收伏他们。

本篇文章论述了用兵的战略思想，讲究一个“因机而立胜”，也就是顺应形势，把握战机，从而克敌致胜。这是为将之人应有的战略素养。战争中，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全军的将领，如不能审时度势，捕捉战机，及时用兵，后果可想而知。有勇无谋，只知蛮干的将领是愚蠢的将领，没有不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