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蚕未结茧，早成抵债之物；五月谷未成熟，也已忍痛卖出。
　　这是挖掉心头好肉，来补眼前烂疮。
　　希望帝王之心，化作光明之烛。
　　不照豪华筵席，只照灾民空屋。

　　韦安石(648～712年)，唐武则天、中宗、睿宗三朝宰相。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出身于官僚世家，其曾祖韦孝宽是北周名将，其祖父、父亲先后在隋末唐初为官。安石应明经举及第，初任乾封县尉。永昌元年(689)，迁任雍州司兵参军。宰相苏良嗣赏识他有才干，向武则天推荐，擢升为膳部员外郎，再迁并州司马。在任有政绩，武则天曾亲笔致书慰劳说：“闻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于能官，仁明彰于镇抚。如此称职，深慰朕怀。”【注：《旧唐书·韦安石传》】被擢拜并州刺史，后历任德州、郑州刺史。

　　韦安石生性敦厚，为人持重，为官严明清正。久视年(700)迁为文昌丞，不久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当了宰相，又兼任太子左庶子。长安三年(703)，担任东都洛阳留守，兼管天官、秋官两尚书事。不久知纳言事，仍为凤阁鸾台三品、兼太子左庶子。

　　武则天在暮年时仍想稳住自己的统治地位，牢牢掌握最高权力，于是组成了以张易之兄弟为中心的新的政治势力，将朝政大权多委托于张易之、张昌宗二人。二张凭藉武则天的宠爱，横行于朝，欺压大臣，迫害正直之士，引起朝中许多官员的强烈不平。韦安石不畏权贵，反对张氏兄弟。一次，武则天在宫中设宴，张易之引来蜀中商人在席前嬉戏，安石立即向武则天奏谏，认为不应将商人引入宫内，有失朝廷威严。武则天无话可对，安石立即命左右将商人赶出，在座大臣皆惊，武则天见他言词正直，也无可奈何。凤阁侍郎陆元方退席后对人说：“此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注：《旧唐书·韦安石传》】

　　长安四年(704)七月，张易之兄弟五人贪赃卖法的事情败露，被同时下狱。武则天借口张昌宗合药有功，将其赦免，并令复职。接着，韦安石又检举张易之等的罪状，武则天无奈敕付韦安石、唐休璟审问。但随即在八月又将韦、唐二人调为外官，安石去扬州任大都督府长史，草草了结了对张易之的审讯。但是，对立两派的政治斗争并未缓和，反二张派的朝官很快组成了政变集团，趁武则天卧病，于长安四年(705)正月二十二日，以武力冲人内宫，杀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及其党羽，逼武则天交出政权，拥中宗李显复位。

　　中宗复立，以韦安石原任过自己的侍读、左庶子之职，怀有旧情，尤其是他反对二张的政治态度，受到中宗一派的赞赏，立即将他从扬州调回朝任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参议政事。不久，又升任中书令，封郧国公，食300户。后又相继担任相王李旦府长史，户部尚书、侍中、监修国史等。

　　景云元年(710)六月，中宗李显被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合谋毒杀，韦皇后篡政。当月，李隆基发动政变，杀了韦皇后及其党羽，拥立睿宗李旦为皇帝，韦安石改拜太子少保，改封郇国公。景云二年(711)二月复为侍中，四月任中书令，加开府仪同三司。【注：《旧唐书》称景云元年历侍中，中书令，二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此从《新唐书》】

　　当时，太平公主与皇太子李隆基之间矛盾尖锐，打算策动睿宗废太子，就拉拢元老重臣韦安石“参与其事”，派自己女婿唐睃请韦安石到府密谈。韦安石与李隆基关系密切，拒绝了太平公主要求。睿宗得知，又密召韦安石，叮咛他要留意东宫。韦安石说：“陛下何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计。太子有大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称，愿陛下无信谗言，以致惑也。”【注：《旧唐书·韦安石传》】太平公主得知韦安石之言，欲加暗害，幸得宰相郭元振的保护，免了性命之难。当年五月，太平公主从蒲州回到长安，对睿宗施加压力，把韦安石撤职，改拜左仆射，兼太子宾客，依旧同三品，假崇宠而实夺其权。是年冬，罢知政事，拜特进，充东都留守。因其妻打杀了一奴婢，被御史中丞杨茂谦弹劾，安石降调蒲州刺史。不久罢为青州刺史。

　　在蒲州刺史任上时，太常卿姜皎有私事相求，遭安石拒绝，怀恨在心。玄宗开元二年(714)姜皎弟姜晦任御史中丞，指使御史郭震奏劾韦安石，言称安石在中宗死后，身为宰相，没有抵制韦皇后、宗楚客、韦温一派排挤相王李旦辅政之事，顺从了韦皇后一派的政策，“苟安荣宠”。【注：《旧唐书·韦安石传》】玄宗皇帝下诏，将韦安石贬为沔州别驾。继而，姜晦又奏韦安石在监修安陵时，有贪隐财物之事。玄宗命州官追赃。安石因气愤过甚而死，时年64岁。开元十七年(729)赠蒲州刺史。天宝初年，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郇国公。

《资治通鉴》：上（后唐明宗）又问（冯）道：“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道曰：“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唯农家为然。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人之中最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悦，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
《诗史》：（夷中）有诗曰：“二月卖新丝……”孙光宪谓有《三百篇》之旨，此亦为诗史。
《唐诗镜》：唐人入古，便少雅趣，所以为难。惟韩昌黎“青青水中蒲”最绝。
《五朝诗善鸣集》：烂熟不可删去。
《唐诗别裁集》：沈德潜：言简意足，可匹柳文（指柳宗元《捕蛇者说》）。
《柳亭诗话》：聂夷中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或谓：“二月蚕尚未生，新丝乌有？”何燕泉曰：“盖谓贫民预指丝谷作借贷之资耳。至丝谷出时，俱是他人之物，故谓‘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也。”……陆宣公奏议曰：“蚕事方毕，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夷中盖用其意。
《网师园唐诗笺》：《国风》乎？《小雅》乎？悱恻乃尔（末四句下）。

　　⑴粜（tiào）：出卖谷物。
　　⑵眼前疮（chuāng）：指眼前的困难，眼前的痛苦。
　　⑶剜（wān）却：挖掉，用刀挖除。 心头肉：身体的关键部位，这里喻指赖以生存的劳动果实。
　　⑷绮（qǐ）罗：贵重的丝织品。这里指穿绫罗绸缎的人。筵（yán）：宴席。
　　⑸逃亡屋：贫苦农民无法生活，逃亡在外留下的空屋。

　　《咏田家》是聂夷中的代表作，也是晚唐诗歌创作中的艺术佳品。诗中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和鲜明对比的表现手法，愤怒地控诉了形形色色的高利贷给唐末农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表达了诗人对广大农民的深厚同情。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唐末广大农村破产，农民遭受的剥削更加惨重，至于颠沛流离，无以生存。在这样的严酷背景上，产生了可与李绅《悯农二首》前后辉映的聂夷中《咏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