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立意新颖，一反史家对汉宣帝“中兴明君”的常规评价，从细节入手揭示盛世下的危机。首句“渭桥夹道上瑶卮”看似写宣帝尊礼太后的恭敬，实则暗示其礼制背后隐藏的家族与外戚势力的膨胀——因为宣帝自幼生长民间，登基后对祖母史家、岳父许家过度恩宠，开启了西汉后期外戚轮流掌权的恶例。第二句“甲馆画堂开祸基”更直指宣帝为子孙营造安逸奢华的宫室环境，使后代君主（如元帝、成帝）不知民间疾苦，沉溺享乐，这正是“祸根”所在。后两句“甘露三年造新室，不斗飞燕入宫时”形成对比：宣帝在甘露三年大建麒麟阁、表彰功臣，看似建立“新室”般的功业，但诗人冷静指出，这种表面的政治建设，其危害性“不斗（不亚于）飞燕入宫时”——赵飞燕以色祸国是显性的、剧烈的，而宣帝种下的制度性、文化性祸根是隐性的、长期的，最终同样导致汉室崩溃。全诗以史为鉴，笔锋冷峻，体现了陈普作为理学家的深刻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