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
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
国家的存续从来都依赖于贤才的辅佐,莫将兴衰成败归为天命循环。 诸葛亮陨落、周瑜早逝后,蜀吴的覆灭竟显得如此轻易平常。
本诗以三国史实为镜,揭示三个层次: ① 治国本质:开篇直指政权存续的核心是"得贤",而非虚无缥缈的天命。 ② 历史反思:通过诸葛、周瑜两位战略家逝世与蜀吴灭亡的紧密关联,证明人才断层直接导致政权崩溃。 ③ 现实警示:末句轻描淡写的"似等闲",实为对晚唐统治者漠视人才政策的尖锐批评。诗人用举重若轻的笔法,完成从历史叙事到现实谏言的升华。
全诗以史论笔法打破"天命循环"的宿命论: 首句立论强调人才决定国运,次句否定机械的历史循环观。后两句用诸葛亮、周瑜之死与蜀吴速亡的因果关系,形成强烈反差。末句"似等闲"三字,既写历史结局的突兀性,又暗含对当权者不重人才的讽刺。对比手法与典故化用彰显晚唐咏史诗的理性思辨特色。
李九龄作为唐末士人,目睹藩镇割据、人才凋零的乱局,借咏史抒发对晚唐政权衰败的忧思。此诗作于五代十国动荡时期,通过三国典故反思政权存亡与人才储备的深刻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