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知按刻烛限时成诗的游戏规则我难以取胜，争强好胜的心原本也就不精通。
下棋赋诗本就是为了忘却外物与自我的界限，又何必去计较比赛的输赢。
像谢安那样赌别墅以争利终究显得功利，学阮孚焚烧貂裘以求名也近乎沽名钓誉。
不如我们相视会心一笑，共同放声高歌吟咏诗篇来得自在逍遥。

1. 作者徐铉：徐铉（916年—991年），字鼎臣，五代至北宋初年文学家、书法家。原籍会稽（今浙江绍兴），生于广陵（今江苏扬州）。历任南唐、北宋两朝，曾参与校订《说文解字》，精通文字学。其诗文平实自然，与弟徐锴俱有文名，人称“二徐”。 2. 起居官：官名，指起居郎和起居舍人，主要负责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与国家大事，编成《起居注》。诗中“刘起居”即任此职位的友人。 3. 历史典故：诗中运用了“刻烛争诗”、“谢安赌墅”、“阮孚焚囊”等多个晋代典故，体现了诗人深厚的学养和以古喻今的写作手法。 4. 文人雅集：指古代文人雅士聚在一起进行吟诗、作对、下棋、书画等文化活动的聚会，是古代重要的社交和文化创作形式。

• 刻烛: 古时一种赛诗游戏，将蜡烛刻上刻度，以燃烧的长度来限时作诗。
• 赌墅: 典出《晋书·谢安传》。淝水之战前，谢安与侄谢玄以别墅为赌注下棋，以示从容镇定。此处反用其意，指为利而赌。
• 焚囊: 典出《晋书·阮孚传》。阮孚曾焚烧其貂裘皮囊，以示不以珍贵之物为累，追求旷达。此处意指即便焚囊之举，也可能带有求名的目的。
• 刘起居: 指诗人的友人刘姓官员，官职为“起居”，可能为起居郎或起居舍人，负责记录皇帝言行。

这首诗围绕“输”字展开，但通篇不见沮丧之气，反而充满了哲思与旷达。诗人通过一次游戏比赛的失败，阐述了对人生竞争、名利追求的独特见解。 诗的前两联是自陈与明志：诗人先是坦然承认自己在“刻烛”作诗和棋艺“争先”方面并不精通，所以输棋输诗是情理之中。但他紧接着笔锋一转，指出参与这些活动的初衷本就是为了“忘物我”，即摆脱世俗的牵绊和自我的执念，达到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既然如此，那么“输赢”的结果自然就不值得挂怀了。 后两联则通过典故进行深化和对比：诗人认为，像谢安那样以别墅为赌注，虽然传为美谈，但终究有“规利”之嫌；像阮孚焚烧貂裘以示旷达，其行为本身也可能带有求名的目的。这两种行为，在诗人看来，都还不够纯粹。那么什么才是更好的方式呢？诗人在尾联给出了答案：摒弃一切功利之心，与好友“相视笑”，心意相通，然后一起放声“高咏”，享受当下最纯粹、最快乐的时光。这种超越胜负、名利的精神愉悦，才是文人雅集活动的真谛。 全诗语言简练，说理层层深入，由个人的一场小败局，升华到对人生价值观的大探讨，展现了徐铉作为一位文人士大夫的淡泊胸怀和高雅情趣。

此诗以一场游戏的失败为引，层层递进，展现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首联“刻烛知无取，争先素未精”坦诚自己的不足，为后文的豁达做铺垫。颔联“本图忘物我，何必计输赢”直接点明主旨，指出此类雅趣活动的本真目的在于精神的放松与交融，而非胜负得失，立意高远。颈联巧妙用典，以“赌墅”、“焚囊”两个历史典故，进一步批判了即便是看似风雅的行为背后也可能隐藏的功利与求名之心，反衬出诗人自身心境的淡泊。尾联“不如相视笑，高咏两三声”以生动的场景作结， propose 了另一种更高层次的享受——友人之间心意相通、忘情吟咏的纯粹快乐。全诗语言质朴，说理清晰，意境豁达，充分体现了诗人淡泊名利、注重精神交流的高雅情怀。

本诗由唐末五代至宋初的文人徐铉所作。诗中提及“输刘起居”，表明这是在一场文人雅集活动中，作者与一位刘姓的起居官（刘起居）进行下棋或赋诗的游戏较量后败北，因而写下此诗相赠。此类活动是当时文人之间常见的交游方式，旨在陶冶性情、增进友谊。徐铉借此机会，不仅表达了棋诗皆输的洒脱，更阐发了他超脱功利、追求心灵自由与精神愉悦的豁达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