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唐地方行政制度：唐代地方行政实行“道-州-县”三级制，同州属于关内道，下辖七个县，“宰”是县令的正式称呼，负责一县的行政、司法、赋税等事务，诗中“七县宰”即同州下辖七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元稹作为同州刺史，是七县宰的上级，体现了唐代地方行政的层级关系。
2. 唐代赋税制度：唐代前期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安史之乱后，均田制瓦解，唐德宗时期推行两税法，以征收钱币和谷物为主。诗中“半减麦与缗”提到减免麦子（谷物）和缗（钱币）税，符合两税法的征收内容，反映出唐代中后期赋税征收的主要形式。
3. 元稹的文学与政治主张：元稹是中唐重要诗人，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即诗歌应反映现实、关注民生。《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同州时》正是这一主张的实践，诗中直面旱灾灾情与吏治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同时，元稹在政治上重视民生，曾任监察御史、刺史、宰相（短期）等职，多次针对社会问题提出改革建议。
4. 古代“天人感应”思想：古代人认为上天与人间存在感应，君主或官员的德行、政务好坏会影响上天的奖惩，如君主贤明、政务清明则风调雨顺，反之则会出现自然灾害。诗中“吾闻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苟无公私责，饮水不为贫”“有一于此事，安可尤苍旻”等句，体现了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元稹认为旱灾可能与地方政务弊端（如冤案、苛政）相关，而非单纯的自然现象，这也是他“自咎”并呼吁改善吏治的思想基础之一。
5. 唐代基层吏治问题：中唐时期，由于安史之乱的冲击，地方治理逐渐松弛，基层吏治出现诸多问题，如诗中提到的“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基层小吏横征暴敛）、“符下敛钱急，值官因酒嗔”（官员催税严苛、滥用职权）、“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