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水调歌头》作于辛弃疾晚年被再度起用又对朝廷失望之际，是其心态最为复杂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从结构上看，全词紧紧围绕“恨”与“归”两个字展开。开篇的“长恨”是贯穿全篇的感情主线，恨的不是个人遭遇，而是国事日非、收复无望；恨的是小人当道、黑白颠倒。这种恨无处排解，只能“裁作短歌行”。为了化解这种深刻的矛盾，词人引入了“归”的意向：归隐山林，与鸥鸟为盟，像屈原那样保持高洁，像沧浪歌所唱的那样随世沉浮。 在语言艺术上，这首词充分体现了辛弃疾“掉书袋”的高超技艺。他大量化用《楚辞》《论语》《孟子》及前人的诗句典故，但毫无堆砌之感，每个典故都与词人当下的心境严丝合缝。例如“余既滋兰九畹”一句，既是屈原生平志向的写照，也是辛弃疾自己一生洁身自好、矢志不渝的宣言，古今两个灵魂在此融为一体。 最后，“富贵非吾事”一句，点明了全词的主旨。这里的“富贵”并非仅指物质财富，更指那种违背自己抗金理想的高官厚禄。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的退隐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在理想无法实现时，对个人气节的坚守。整首词在悲愤中见豪迈，在慷慨中显沉郁，读来令人动容，将一位爱国志士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的痛苦与执着，表现得淋漓尽致。